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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但斯托曼说:“我关心的是精神,是GUN项目内在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那就是自由软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也不仅仅是为了可靠。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协作的自由。

1971年,18岁的斯托曼在麻省理工大学(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做了一名程序员。
就这样,那时所有软件都是共享的,私有让人嘲笑,专用受人鄙视。当然,这种共享,只是在这个特定的社区中,那时全世界没有多少人掌握计算机技术。斯托曼很快就成为这个社区的重要成员。

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商业化和软件专有化席卷整个产业,黑客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又一个有才能的MIT程序员离开了校园,投入了市场的怀抱。尤其是 Symbolic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区中的许多黑客,大大伤了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元气。斯托曼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斯托曼说:“那时,人工智能实验室已没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来的呆瓜。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因为一个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随着社区的终结,我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抉择。最简单的就是投身于专有软件世界之中,签署不公开协议,并承诺不帮助同行、同事。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编写软件,并在不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发布软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则。显然,走这条路,可以挣大钱,而且使编写代码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钱上的快乐。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职业生涯终结时,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墙壁’。我会感受到,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而他的另一个选择,很直截了当,但令人不愉快,那就是从此离开计算机领域。“这样我的技能不会被滥用,但也将被浪费,我不会因为分化和限制计算机用户而感到有罪,但这些事情会继续发生。……因此,我开始寻找一条出路,使程序员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问自己,我能写什么软件,我能否让社区重焕生机。”

开始时,斯托曼在思考,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操作系统,这是开始使用计算机的关键软件。有了操作系统,就能做许多事,没有操作系统,计算机都无法运行。有了自由操作系统,我们就能再次组建一个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区。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软件都不必剥夺他/她与朋友家人的共享权利。作为一名系统开发者,无疑,斯托曼是可以胜任这项高尚的工作的。“虽然我没有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但我意识到自己就是命定做这项工作的。”斯托曼选择做一个与Unix兼容的操作系统。这样容易被移植,而且Unix用户可以方便地转移过来。这个系统的名字就叫GNU,这个名字的确定就是遵循黑客传统,是一个递归的缩略词:“GNU IS NOT UNIX。” 也许,刚接触电脑,只知道天下有windows的的朋友们会问,为什么不与windows兼容呢?因为那时还没有windows。有unix的时候,微软尚未存在。

1984年1月,斯托曼已启动了GNU计划,他担心MIT会要求产品的所有权,会给产品强加入他们的销售条件,最终又会成为专有软件,因而他辞去了 MIT的工作。辞职后,他为买不起电脑而发愁时,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这样他就每天晚上溜进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实验室里的电脑。 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Patrick H. Winston并不干涉。因为Winston始终不把斯托曼的辞职当真,只要斯托曼能创造些好东西给大家用,实在没有必要把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发走路。因此他爽快地邀请斯托曼可以继续使用实验室的设备。从此,斯托曼就成了特殊的一员。
GNU工程启动后,斯托曼听说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VUCK)。他去信询问能否用入 GNU。答复是嘲弄式的,说对大学是自由的,但对软件本身不行。于是,决定他为GUN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多平台的编译器。他想利用 Pastel编译器的源代码,但最终放弃。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名为GCC。(可能刚接触计算机的朋友又不懂了,不知道什么是编译器。简单的说,我们所用的软件几乎都是由编译器生成的)。

1984年9月,斯托曼开始开发字处理器GUN Emacs,1985年初,它开始可以工作。这使它可以在Unix系统上进行文本编辑。此时,许多人想使用Emacs,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它?当然,他将其放到了MIT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但那时互联网还未普及,人们很难通过FTP获得拷贝,而且失业的斯托曼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全部程序。这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从网上下载,就下载,是免费的。如果你无法从网上下载,那么就要支付一些费用才能得到,当然,所支付的费用是远低于当时的专有软件的价格的,而且,用户可以得到软件的源代码,这是专有软件最为忌讳的事情。这样,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就此诞生。如今,整个基于Linux的GUN系统都是如此。

由于GNU是公开源代码的,为了防止不肖厂商利用自由软件,使其专有化。斯托曼别出心裁,创造了Copyleft的授权办法,让所有的 GNU程序遵循一种“Copyleft”原则,即可以拷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只是有一条:源代码所有的改进和修改必须向每个用户公开,所有用户都可以获得改动后的源码。

斯托曼的EMACS得到许多用户的喜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后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几百种EMACS的副程序,可用在50多种电脑上,从微电脑到Cray的超级电脑都可用EMACS。 由于EMACS的成功,Richard Stallman设立了一个基金会: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凡是捐助FSF和GNU计划的厂商,可享有一些优待。这样,单单1989年,FSF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会也因出售GNU程序手册和磁带,而赚了330377美元。

此外,斯托曼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实验室“借”用电脑,因为许多厂家已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设备,包括HP、Thinking Machine、Sony,甚至UNIX的娘家—贝尔实验室,也贡献了不少设备。也有一些厂商捐赠现金,并把技术人员送到FSF来向斯托曼学习,而且支付斯托曼的员工薪水。 FSF就用这些钱来养起14位基金会成员: 9位程序设计师,3位负责技术资料撰写。虽然斯托曼自己不领薪水,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样看得开,而饿着肚子为理想拼斗。但FSF的程序设计师一年也只有2万5千美元的薪水,这是一般厂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斯托曼之所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请几位志同道合的黑客,为理想而工作!

Linux并不能代表整个操作系统,Linux只是个内核,整个系统还包含数以百计的软件工具和实用程序,大多是由GNU黑客们完成的。他认为,整个操作系统称为GNU/Linux比较合适。Linux内核为GNU工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同时,自由社区也日益壮大起来,斯托曼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在商业横流的今天,思想在贬值。自由软件也只有在夺取市场政权后,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促使整个软件业模式发生巨变!2005年,微软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必须与自由软件共生共存!庶民,同样能够赢得胜利!

但是在商欲横流的今天,人们更愿意追逐财富,而不是贫寒的斯托曼的高尚思想。因此不足为怪,连自由软件团体内的许多人也开始离他而去。同时,随着自由软件迅速崛起,影响力大增,而斯托曼毫不妥协的个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软件内部也越来越成为争议人物。

但是在商欲横流的今天,人们更愿意追逐财富,而不是贫寒的斯托曼的高尚思想。因此不足为怪,连自由软件团体内的许多人也开始离他而去。同时,随着自由软件迅速崛起,影响力大增,而斯托曼毫不妥协的个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软件内部也越来越成为争议人物。
Apache Web服务器和GNU/Linux操作系统日渐流行,新一代黑客们受到鼓舞,纷纷投入商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软件,他们是一类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应自由软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积极拥抱商业世界。他们鼓吹自己能够创建比专有软件更稳定更灵活更少“臭虫”的软件产品,同时又积极捕捉每一个商机。于是,与斯托曼持不同政见者将“自由软件”这个名字改成了“开源软件”,看起来好象两者兼容,但斯托曼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由软件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对商人来说,自由(free)与免费(free)是同一个词,与斯托曼布道的“自由精神”不同,他们更愿意谈论实际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赚到利润。为了避免纷涌而来的投资者被斯托曼“吓跑”,与斯托曼持不同政见者还得联起手来,将斯托曼屏蔽起来。

中国为什么无法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我想没有理想是最大的原因。

但斯托曼彻头彻尾的是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不可能有GNU的产生!他宁愿固守贫穷,也不愿意放弃他的理想,自由,自由,乌托邦!毫无疑问,无论是自由软件运动还是开放源代码,都来源他20多年前开始的努力,这肯定是计算机历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对于目前的成功,斯托曼感到非常高兴,但也有更多的焦虑。因为他感到自己明显被排斥在外。“有人极力想改变历史,否定我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对于人们用Linux来指代整个操作系统,斯托曼十分痛心,他说正确的用词应是“GUN/Linux”。 斯托曼承认李纳斯.托瓦兹的贡献很关键,是他完成了GUN/ Linux的内核。但是斯托曼估算,内核只占整个系统的3%,相比之下,GUN项目贡献了30%的代码,其余67%的代码来源于其他方面。但令他欣慰的是,GNU的一些原则仍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原则不仅使软件开发更显活力,更能生产出优质软件,还认识到这本身是一种行为准则。
批评者认为,斯托曼极力维护GNU的遗产,是沉湎于这场运动的枝枝末末,对整个自由软件都是有害的。对大多数开放源代码倡导者来说,颠覆微软才是主要的斗争方向。但斯托曼说:“我关心的是精神,是GUN项目内在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那就是自由软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也不仅仅是为了可靠。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协作的自由。我不关心某个人或公司。因此我认为单纯与微软作战偏离了这个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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